1938年6月猛龙全队遇伤病困扰，主帅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国民政府在黄河赵口、花园口实施决堤泛滥，以水代兵，阻止日本军队向西进攻，决堤后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泛区。这次行动被称为花园口事件。

　　花园口事件与后来的“长沙大火”、“陪都重庆防空隧道窒息”并称为抗战期间的三大惨案。根据史料，除了位于花园口附近的居民得到通知提前搬离，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都因这次决堤遭到了巨大的灾难，人们在睡梦中被突然而至的大水淹死，为了躲避水灾而背井离乡，黄泛甚至还带来了1942年的蝗灾……

　　一直到1947年花园口堵口合龙，持续了9年的花园口事件才画上句号。那么，这次给豫、皖、苏三省带来巨大灾难的行动真的阻止日军进攻了吗？

　　黄水突至，日军淹溺或逃离

　　突如其来的黄河大水对日军来说，是NG体育当头一棒。

　　有的日军直接被淹死，带有伤病的日军来不及逃跑，被丢弃在泛区内，也有一部分日军迫于黄水泛滥只有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河泛滥地区以东。

　　进攻牟县城的日军第14师团可能是最早受困的一支军队。1938年6月12日，花园口附近天降大雨，原先未决口成功的赵口也被冲开，川流不息的黄河水进了中牟县城。日军第14师团被困城内，他们用麻袋装土堵塞城门，以待救援。6月13、16日，日军先后调遣5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直到23日，这部分困于黄泛的军队才撤到开封附近。

　　在撤退过程中，不少伤病残员不便撤离，被就地处死。

　　据安庆福老人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窜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

日军机械部队的汽车受困黄泛，只好由士兵推行，行动缓慢

　　14师团骑兵团一挺进队，在新郑被黄泛截断了后路，在6月12日全部被歼灭。

　　6月15日，黄泛到达开封。即使日军搜集麻袋以抵挡黄泛进入城门，但还是有一部分日军直接被淹死。先进的武器本是日军作战的优势，但在黄河水面前，这些武器也丧失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都无法发挥作用，有的甚至来不及撤走，只能沉在黄泛水底。

1938年6月17日，日军困于花园口泥沼，行动受阻

　　花园口决堤成功放水的第七天，《申报》上一则消息第一次表明日军受到了黄河泛滥的影响：“日当局关于豫省黄河大灾，已表示严密注意，承认日军有相当损失，但并不重大，又谓日军早知有此患，已配备许多浅水小艇用。”

　　此外，日本又派临时航空兵团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给被黄泛围困的军队投放了61.5吨的粮食、卫生材料等。

　　除了公开发表的声明，在许多日本士兵的日记中，也反映了日军遭遇黄泛之灾。

　　东史郎是日军第16师团的一个上等兵，他所在的军队在河南尉氏遭到了黄泛，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从尉氏一直逃离到安徽蚌埠的过程。黄河水汹涌而来时，军队匆忙收拾行装逃离：“锅里还煮着鸡肉，灶里还生着火，但无可奈何，就这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花园口决堤日军14师团在水中作战，步兵跑步运输炮弹

　　他在6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每到傍晚，粮食就所剩无几了。每当旭日东升，猛龙全队遇伤病困扰，主帅深夜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就出去找粮食……香烟也全部抽完了。”煎熬着日军的不仅是饥饿，还有面对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士兵们暴露的自私本性，他们卷入了猜疑、嫉妒、贪欲等等矛盾和冲突之中。

　　东史郎在转移行动进行了半个多月后，见到了在逃离过程中失散的小队长，“小队长扛着军刀做扁担，把脱下来的裤子和鞋子搭在肩上，毫无战斗姿态，一副水灾难民模样的弥次喜多般打扮。”

　　“‘是小队长阁下吗？’我故意这样问道，因为他那样实在不像一个士兵长官的战斗姿态。”

　　黄泛保卫武汉有功

　　除了直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外，许多学者、亲历者亦肯定了花园口事件对日军的牵制为保卫武汉做出了贡献。因为黄泛，日军被迫改变了进攻武汉的路线和时间，其“速战速决”的计划被彻底打破，此后开始陷入持久战中。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侵占上海。一个月后，南京沦陷。上海与南京的失守，无疑突出了武汉的重要性。

　　武汉扼守平汉、粤汉南北铁路干线的交会点，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处于长江流域之上，是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再加上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一定程度上，武汉在当时已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军对武汉早已虎视眈眈。早在1934年，日本陆军中央部制订的1935年度侵华作战计划里，就提及了沿平汉线南下夺取汉口的计划：“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而在1938年，上海沦陷，一旦日军的华北方面军与华东连接，华北方面军南下，华东的军队西进，同时进攻武汉，武汉则危在旦夕。1938年1月，日军大本营的作战计划里也提及了“在黄河南岸郑州方面，获取立足点问题”和“对汉口施加威力问题。”

1938年黄泛区示意图

　　位于武汉北面、东面的河南和安徽连接而起的屏障，正是保护武汉的关键。黄水决堤将日军华中派遣军阻挡于中牟—尉氏—周家口—颖州—蚌埠的黄泛区以东，既保护了武汉，也阻断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最佳路线”之一——平汉线。日军被迫放弃原来利用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而西进南下的计划，转而调遣部队沿江淮水路西进。

　　后来，即使日军攻下武汉，也承认行动受到了黄泛牵制。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华北治安战》记载，“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苦难。因此，华中派遣军接到命令，要求做好从大别山北麓及长江两岸地区攻取武汉的作战准备。”

　　这次“日军改道”也为后来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战斗提供了更充足的准备时间。中国军队在日军受困黄泛时，加紧调整兵力、转移武汉地区机关及工厂，同时沿长江一线两岸配备防登陆部队，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

　　在后来的武汉保卫战中，国军得以提前配属100余万兵力与日军抗衡，日军虽攻势凶猛，也遭到重大损耗。

　　日本战前计划将武汉作为最后决战之地，以武汉和南京相挟，迫使中国投降结束战争。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弃守武汉，武汉会战结束。日军最后虽侵占了武汉，但日本的“速战速决”计划已破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国际上对花园口事件在保卫武汉的作用上也有所评价。由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Fairbank , John King）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有这段评语：1938年6月初，日军在开封附近受到一次重大挫折。就在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的时候，中国军队突然决开黄河大堤，河水从河道中冲刷而下，截断了日军的来路……这一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入侵者暂时被阻滞，进攻武汉的战役，可能被推迟了三个月。并且称赞：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与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战一样的决心。

　　黄泛阻敌于泛东，泛西6年不曾失

黄泛区的卫星示意图

　　武汉最终失守，而在黄泛区的西部，即因泛滥形成的新黄河以西至平汉线的广大地区，一直到1944年大陆交通线战役结束，始终是中国第1战区的防区。

　　花园口决堤后，新黄河形成。新黄河将整个黄泛区分为东西两部分，敌军困于东，国军于西。黄泛区江河湖沼密集、水网连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威力被削弱，形成了利于发挥中国军队熟悉地形、惯于山战的局势。

　　1938年至1944年，对峙于新黄河两岸的中日军队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但小规模战争不断。中国军队经常越过新黄河进到日军占领区战斗，活跃在日军占领区内新四军和游击队也时不时地打击日军有生力量，还有黄泛区内的许多群众自发性的抗日武装组织也加入了战斗。

黄泛牵制日军行动，国军在黄水中搜寻、进攻日军

　　新黄河形成后，中日双方均在河流两岸修筑防泛大堤，决堤放水经常成为双方袭击的手段。水攻一方面保护了泛西地区，一方面扰乱泛东地区内的日军统治，消耗日伪军修建泛堤的费用，也阻碍日军西进或渡河向南。

　　新黄河既是河防，也为国防，在花园口堵口合龙之前，它阻碍了日军过河，发挥一定军事作用，虽也发生过国防重于河防的事例。但总归来说，它对泛区以西的保护作用不可忽视。

　　黄泛区百姓代价惨重

　　在7年黄泛期间，豫东、皖北和苏北的44个县不断遭受黄河泛滥的困扰，黄泛影响范围总面积约30000平方公里，其中成灾面积接近一半。1250多万人受灾，390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

逃离家园的泛区难民。据统计，黄泛7年，至少390万人外逃

　　决堤后的黄河水汹涌而下，冲毁房屋、桥梁、道路，造成人畜伤亡。来不及出逃的人们爬树或者聚集在高地，免去覆水之下的灾难，但也在缺少衣服和粮食的绝望中挣扎。即使逃离家乡，也有人在路上因为迷途、盗匪、战乱、疾病等原因丧命。

　　水灾破坏了生活环境，加上死尸多，百姓缺乏防范意识和卫生意识，瘟疫等传染病流行起来。据当时的《申报》报道，花园口决堤一个月后，黄水包围的开封侥幸逃过水灾的民众面临了更大的灾难，霍乱疫情爆发，死亡人数众多。

　　除了不定期的泛滥水灾，还有许多人饿死在1942年因黄泛带来的蝗虫大灾中。常年泛滥的黄河水侵蚀了耕地，再加上蝗灾，许多百姓颗粒无收。饥饿至极的难民甚至煮食同胞。当时，能吃的死人被称为“虫意儿”，也有活人被吃的情况。1942年，在尉氏段庄，一个叫赵五的与同村村民合伙煮食至少6人，其中多人是活着的。

　　1938年8月31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统计了部分地区因黄泛造成的损失：“尉氏……面积782方里，损失小麦1765石，连同物品共值121，250元。鄢陵淹地357顷，……房5700所，……损失20万元。西华水宽百里，城垣四周皆水，全县村舍田产淹没无遗……”据估算，黄泛造成的经济损失折合达银元1，091，762，000元“

　　黄泛还改变了所经之处的地质条件，形成淤泥、沙地和碱土。除了淤泥有利种植外，沙地和碱土都不宜耕种，成为泛区的问题之一。许多逃难多年再归来的村民回到家乡时，才发现黄泛冲毁房屋，破坏了道路和田地，已经面目全非了。

　　台湾多肯定花园口决堤，大陆则否定意见居多

　　花园口决堤时，为了避免对中国军民的士气造成影响，中国对外宣称日军炸毁黄河口，造成泛滥。一时间，军民士气大涨，扬言定要为黄河中下游的受灾同胞报仇。全国上下为受灾百姓捐款、捐物，许多居民自发组织起地方性抗日武装队伍英勇杀敌，处在泛区内备受煎熬的豫东人民更是誓死抵抗日军。

　　花园口事件作为战争时期的非常行动的事实也在后来慢慢为人所知。而社会各界对花园口事件是否阻止了日军进攻和评价也从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两派对立，发展到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利弊兼陈说。

　　完全肯定派主要是台湾地区的观点，支撑这一观点的结果有三：花园口事件推迟了日本进攻武汉达3个月、5个月甚至半年之久；黄泛改变了日本进攻武汉的最佳路线；保护了新黄河以西地区在此后1938年-1944年里未被日军入侵。

被洪水困住的日军装甲车

　　魏汝霖在自己记载黄河大决口的日记里称此举“保国卫民有功于中华民族者甚伟。”，据其回忆，花园口决堤是在他的具体主持下完成的。他在1979年发表的《抗战初期黄河决口真相》里总结：“抗战八年，黄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根据《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记载，台湾地区对于花园口事件的认识一直到1973年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才率先坦承花园口决堤是中国军队所为，并称：“黄河洪水泛滥，豫皖苏的若干地区不免遭受水灾，这种牺牲争取到了将近半年的保卫武汉的时间。”

　　而在1978年之前，中国大陆地区许多学者完全否定了花园口事件。他们认为花园口事件是国民党“片面抗战”的结果，以水代兵之计不仅未阻敌西进，还给广大人民带来水涝大灾。而日军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是日军自身兵力不足的问题。

　　在《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里，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放水淹死数十万人民群众，不使上千万的人民离开自己土地逃散他乡，而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进行游击战争，恐怕对抗战的影响将更为有利。”

　　1978年后，大陆对花园口事件的评价有了新的趋势，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利害兼陈说。既肯定了花园口事件的军事价值，也不逃避其给广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带来的数年灾难。事实上，根据考察，1938年6月，在花园口附近的赵口已能听见作战的枪炮声，中日战事也已推至黄河岸边，日军以水代兵也不无可能。可以说，花园口决堤防止了日军先发制人。

　　翻阅当年亲历者的记录，也许更能体会花园口决堤带来的双重后果。李汉魂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64军军长，他在豫东罗王寨战役中围歼了日军土肥原贤二师团，也参加了后来的武汉保卫战，他见证了花园口事件在军事上给日军带来的近期和后期影响。

　　李汉魂著有《铁衣曾照古中原》，他在书里这样记录：“泥泞中跋涉的日军敌军无疑是被阻绝了，又被吞噬了，其侵略凶锋也被遏止了，日军的通盘军事行动显然被拖住，而且东撤不及的敌军不少被我包围就歼，整个攻防形势都有了改变。但请不要忽视，我们的老百姓，随着黄流泛滥而出现的悲剧，我们也不忍闻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文|谢吟雪 编辑|胡馨以 监制|张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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